全國人大代表曹仁賢：完善光伏發電價格形成機制 推廣科技計劃項目后補助

在踐行“雙碳”目標和構建新型電力系統的大背景下，包括光伏發電在內的新能源產業發展迅速。截至2021年年底，我國可再生能源裝機規模突破10億千瓦，風電、光伏發電裝機均突破3億千瓦，連續多年居世界首位。不過，作為主要的清潔能源之一，光伏發電的發展始終面臨著電價形成機制不完善、東西供需嚴重不平衡等問題，這在一定程度上對中國光伏產業的高質量發展造成影響。

兩會期間，全國人大代表、陽光電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曹仁賢在議案中建議，要盡快完善光伏發電價格形成機制，進一步加快推進綠電交易市場，盡快建立光伏電站儲能系統價格機制；同時，加大力度推廣科技計劃項目后補助機制，支持科技發展百家爭鳴、促進高科技行業高質量發展。

盡快完善光伏發電價格形成機制

自2006年《可再生能源法》實施以來，我國通過征收可再生能源電價附加的方式籌集資金，對可再生能源發電上網電量給予電價補貼，有力支持了我國可再生能源行業的快速發展。資料顯示，在規模化應用的過程中，光伏發電、風電等可再生能源發電技術水平不斷提升，成本持續下降，成為我國能源結構轉型的重要力量。

不過，據曹仁賢介紹，2020年下半年以來，多晶硅價格一路上漲，加之光伏產業鏈其他材料、設備的上漲，另外光伏電站還普遍要求配置一定比例的儲能系統用以輔助并網，增加了光伏電站的投資，總體看光伏電站的發電成本增加了20%~25%。由于上網電價已執行各地燃煤基準價而且偏低，導致光伏電站投資回報率急劇下滑甚至虧本。

針對進一步完善能源資源價格形成機制，2021年5月，國家發展改革委印發《關于“十四五”時期深化價格機制改革行動方案的通知》，明確提出完善風電、光伏發電、抽水蓄能價格形成機制、建立新型儲能價格機制等“十四五”時期價格改革新任務。而2006年施行的《可再生能源法》規定“可再生能源發電項目的上網電價，由國務院價格主管部門根據不同類型可再生能源發電的特點和不同地區的情況，按照有利于促進可再生能源開發利用和經濟合理的原則確定，并根據可再生能源開發利用技術的發展適時調整”。

故而，曹仁賢認為光伏電站成本與各地煤電價格無關，其度電成本取決于光照強度、初始投資、息稅及非技術成本，這個成本可能會高于或低于當地煤電價格，煤電價格本身也是波動的，所以將煤電價格作為光伏電站上網電價是不科學的。因此，按照《可再生能源法》，根據光伏電站當期成本和合理收益厘定新建項目上網電價，加快推進光伏開發利用，保障“雙碳”目標如期實現，已是當務之急。

“盡快完善光伏發電價格形成機制。”曹仁賢建議，“一方面要核定新建光伏電站保障性收購價格。建議根據各地區光伏電站度電成本加合理收益核定新建項目保障性收購價格，每年核算1次，有重大變化適時核算調整，和各地煤電價格脫鉤。光伏電站所發電量全額保障性收購，合理利用小時數內電量，上網電價執行保障性收購價格，并確保當期發電價格20年不變，超過合理利用小時數的電量可參與市場交易，由市場機制形成價格。”

2021年9月，綠電交易試點啟動，電力用戶可以直接與新能源發電企業交易，以市場化方式引導綠電消費，體現了綠電的生態價值。但是，當前綠電交易仍以自愿交易市場為主，存在交易量小、交易價格低等問題。從發達國家成熟綠電市場建設的歷程來看，配額制的強制交易市場和自愿交易市場并行將是綠電交易市場未來發展的趨勢。因此，曹仁賢建議，“加快推進綠電交易市場走向成熟，適時建立配額制的強制綠電交易市場，釋放綠電供需雙方發展潛力。”

盡快建立光伏電站儲能系統價格機制

曹仁賢提到，現階段要求光伏電站配置一定比例儲能系統具有一定合理性，但是由于沒有建立儲能系統成本疏導機制，光伏電站上網電價也未體現儲能輔助服務及可控容量等價值構成部分，導致光伏電站投資回報率急劇下降。

因此，“對于發電側配置儲能的項目，由各省電網公司根據當地電網情況，每年核定一次儲能配置比例，價格主管部門每年核定一次儲能成本價格，并將儲能成本納入光伏電站保障性收購價格的成本核算中；對于電網側儲能項目（或者共享儲能項目）參照成本加合理收益的辦法核定調峰、調頻服務價格和利用率。” 曹仁賢建議道。

大力推廣科技計劃項目后補助機制

作為以技術為支撐的光伏等高技術產業，促進科技進步是產業發展的當務之急。黨的十八大以來，中央明確要深化科技體制改革，建立以企業為主體、市場為導向、產學研深度融合的技術創新體系，完善科技創新評價標準、激勵機制、轉化機制。

“盡快健全完善科技計劃項目后補助機制。比如將后補助機制與‘揭榜掛帥’‘賽馬’等制度相結合，盡快修訂出臺新的管理辦法。可以多家單位分別領取任務，無需在意單位實力孰強孰弱、技術路線誰好誰壞，以最終成果論英雄，在驗收考核時再評比成果的先進性、可轉化度、產業帶動作用等指標，以此激發百家爭鳴、減輕管理負擔、提高資金效益，并完全杜絕低質量項目和爛尾項目。”曹仁賢建議。

另外，在重大專項、重點研發計劃等各類科技計劃中全面推廣后補助機制。曹仁賢提到，“優先選取以科技成果工程化和產業化為目標的、以解決‘卡脖子’技術為使命的各類適合后補助的項目進行試點，如國家重點研發計劃中的‘共性關鍵技術’和‘示范應用’類項目，或在部分重點專項中開展。進一步完善后補助機制，并盡快在國家和地方省市全面推廣實施。特別是對企業牽頭的科技項目，建議全面推廣后補助模式。”

曹仁賢認為，應加大力度支持科技成果產業化。后補助不僅要關注科技項目本身的完成情況，更要關注項目成果后續的轉移轉化情況。對于獲得補助的項目，在成果短期快速實現大規模產業化的，應給予跟蹤支持。2020年，為克服疫情帶來的困難，科技部臨時啟動了“科技助力經濟2020”專項，并重點支持了一批在國家重點研發計劃中表現優異且帶動效果明顯的成果轉化落地項目，成效顯著，建議參照此種模式，后期繼續加大力度推廣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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